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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有两组十六个字的用语让人回味无穷：一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近现代的思想交锋中,中国人认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2）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是博大精深，这没什么么奇怪的，上下五千年、历经几百个皇帝、哪朝哪代，都出了些大学者、大思想家、大理论家，还出现了一个一个的“集大成者”，号称“大师”。民国以来，中国出了多少个“大师”？没人能数得过来。能不博大精深吗？！写下的文字，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应当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百家争鸣”的结果。主要是在春秋战国、宋代、清末民初三个时期以及历史上多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才造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辉煌。按“独尊一术”的方式，是不可能给我们造就出来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的。也可以说，是在“百家争鸣”与“罢黜百家”的长达近三千年的纷争中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

我们后人，面对着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很是值得骄傲。同时又犯了难，如何学习、继承？又如何创新、发展？简言之，我们应当听从哪一家、哪一派、哪一个大师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如何取舍、谁优谁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什么，笔墨官司也打了两千多年了，莫衷一是。

在中国的文化发展中，对老子的学说，全盘否定者倒不多见，持一般性否定态度的也不多见。但有很多人虽不否定却同老子的东西保持相当的距离，敬而远之！他们是什么人？是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有话语权的人。出于统治的需要，他们从不注重宣传老子的东西，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诡异的现象。他们大力宣传的是那些有话语权的人诠释后的孔子、儒家的学说。久而久之，这样的儒学同大众近了，道学及其他理论被“罢黜”了，同大众远了。这种状态害人不浅！最大最深远的伤害是让中国人“腰”受了伤，立不直了！

而在中国的文化发展中，对孔孟儒学，推崇备至者甚多。当然 ，全盘否定者亦不少。中国当今有一个人对孔孟儒学持有绝决性的全盘否定，将孔孟儒学说得一无是处，他就是一位号称“思想狂徒”、“哲学乌鸦”名叫黎鸣的学者。黎鸣先生写出了大量的否定孔孟儒学的文字。

我还不曾像黎鸣先生那样极而言之地否定孔子儒家的学说。而我要说的是，被那些有话语权的人诠释后的孔子、儒家的学说，纵有千番道理，但有一点的负面影响是太深了的，那就是：这种学说，让中国人只能始终弯着腰，站立不起来！孔子的学说，是人身依附的文化。人身依附的文化，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术）”的文化。

中国自西汉后的2000多年来，是以人身依附的文化占主流的。为什么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奴性的人占大多数，大量的人称自己是“奴才”，并且一级一级地叩拜。那种“上跪天，下跪地，跪祖宗、跪父母，除此之外，谁都不跪”的人是少之又少。由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让中国人“跪”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弯着腰”，就成了习惯了；所以，占据主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人身依附的文化。

同样，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也没有承担起去除人身依附的文化的大任。虽然，从1860年后，好多好多的人及社团、政党都期望新的文化能够弘扬“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这个重任；虽然，对“奴性文化”的批判越来越多了，对人的个性解放的追求越来越强烈了；虽然，在工业化的发展中以及社会发展中社会结构越来越多元化了，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化了。但总体上讲，依然不曾改变按人身依附的文化的主流与习惯。

    从1860年之后，在中国的社会中涌出了并不断地涌出大量的社团、政党以及形形色色的“组织”。这些社团、政党以及形形色色的“组织”，一方面对传统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冲击与解构，而另一方面依然沿袭传统社会的对最高领导人及意志的“服从”，而且是以纪律、忠诚来维护和维系对“组织”的“服从”。“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以***为首）”，这就是这类“组织”的最完善、最全面的“服从”。从“跪”转变为“服从”，应当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依然不曾改变“人身依附”的逻辑！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短命王朝，一个是秦朝，仅15年；一个是隋朝，也只有37年。王朝寿命虽短，却各自创造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秦朝创造出“中央集权制度”和“郡县制”，隋朝创造出“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1000多年。而秦朝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和“郡县制”，奠定中国2000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毛泽东说得十分的到位：“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真的很伟大，他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治国的体制，一直沿袭到今天，而且，不只是中国沿用至今，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效法”。所不同的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度中具体的实施方式各不相同。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中央集权制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但是，不可否认的，“中央集权制度”包括“科举制度”的要害之一，就是“叩拜”，就是“服从”，就是“人身依附”的逻辑。

2012年，中国走了一位号称“大师”名叫南怀瑾的人，他有九个字值得一提：“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我从中看到他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并蓄，特别对老子道学不一般的评价：“道为骨”。我的理解是，道学、老子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骨骼。也就是说，正是道学的精华，才能真正地让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立得起来，如若没有这个骨骼性的理论文化体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趴着的文化体系。一个趴着的文化体系，也即是人身依附的文化。人身依附的文化，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毛泽东早期在思考中国未来社会形态时，曾对《老子》一书下过功夫，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同老子的思想有着相当深远的联系。他从老子那里领悟的东西，非常人所能相比。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引用大量的典故中，可以看出他对老子思想的精华深得其妙。

有人说，毛泽东对孔夫子从早期的尊崇到晚年的全盘否定，这是不准确的。毛泽东对孔子的某些言论、观点常常表现出赞赏、推崇，但对孔夫子整体上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持否定的。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写了首打油诗调侃郭沫若：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别看是打油诗，分量却字字千钧。随后8月5日，毛主席又写了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就是毛泽东对孔子的认知。坐了江山的最高领导人很少有像毛泽东这样反孔的（秦始皇除外），“孔学名高实秕糠”，这是何等的评价！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倒是和孔子本人对自己的评价有相似之处。史籍中有一个“孔子问礼”的典故。孔子向老子问礼后，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将孔子的这番话换一种说法：老子的学问是“大米”级别的，而我孔子的学问只能是“秕糠”级别的。

我有一个观点，孔老夫子的东西，上升到做人的一种规范，可用来指导人的思想、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约束人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需要的；同时，这也是孔老夫子的东西为统治者们所喜欢的根本所在。但是，一旦超出了上述这个范围，如：在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协调人与事及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按平等原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诸多社会结构中重大的方面，孔老夫子的东西，作用力就明显地不及老子的学说了。网上有一位先生说：“我们若将《道德经》与《论语》相比，前者是以‘万’为单位思考问题的，而《论语》则是以3-5个人小规模思考问题的。”

老子的思想，则是高于孔子好多好多了，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道理。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并不是不作为，而是要顺其自然，不可强为，不与民争，充分尊重民众的创造力。“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种理念质朴、高端、而不失现代化和自组织性。

若要去除人身依附化，有两大要求，第一，人的腰要立得直，正所谓“挺着腰做人”，“堂堂正正”；第二，人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思想。思想自主、自由、独立了，人的腰也就自然的直了，从而也就自然地站立起来了。

而道学、老子的学说，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骨骼。可以说，老子的学说，是有“风骨”的理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夫唯不争，故无尤”。“风骨”也就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中而耸立，“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也许就源自于此。

老子在“以水比道”的同时，还“以水喻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若能做到老子所说的“七善”，人也就立起来了。换言之，“七善”，是为人的法则。这样的人，立于天地之间，达到“上善若水”的境界，是尊从自然之人，顺其自然之人，是成其为人的自然之人。这样的人，是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堂堂正正的人。可以说，老子的思想并不是人自身依附的逻辑。正是道学、老子的学说，才真正地让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站立得起来。

文化的繁荣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相辅相成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思想文化、理论学术、文学艺术得到自由发展充分必要的条件和氛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的整体的素质普遍地高，其结果自然是：人才辈出，文化产品、艺术产品、理论产品、思想产品硕果累累，文化积累丰厚。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作为充分必要的条件和氛围，并不是存在于所有时期，甚至是在不多的时期中存在。而在更多的时期中，文化是在“罢黜百家，独尊一术”的高压之中行进的，一旦在“罢黜百家，独尊一术”的条件和氛围中，自然也就没有了思想文化、理论学术、文学艺术得到自由发展所需要的好环境了。

中国自西汉后的2000多年来，包括近现代，主流上是人身依附的文化，大部分的时间并没有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好多好多的人及社团、政党都期望在他们的推动或组织下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可还是出现好多好多事与愿违的结果。

    远的不说，建国后的70 多年来，期望思想文化、理论学术、文学艺术得到自由发展，是从没放弃过的。完整的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是毛泽东，但实行的却不好，70多年来，并没有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环境和氛围。

建国后，文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被组织起来了。建国前，所有文艺团体、文艺人员是在无组织状态下自由散漫纯市场化的生存、创作、服务、发展；建国后，党和政府将所有的文艺团体、文艺人员全部地组织起来了，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甚至还有乡级，如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等等，归口政府的各级文化部门管理，还成立了若干文艺协会，如京剧艺术家协会、作家协会等等，将所有文艺协会联合起来，还成立了一个名叫“文化艺术联合会”，简称叫“文联”；人文学科（称之为社会科学）也产生了好多的学会、研究会，也将所有人文类的学会、研究会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名叫“社会科学联合会”，同时，还按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设置。

仅从“文化艺术类”，来看，文艺团体为文化事业单位，文艺人员皆为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相当于国家干部。文艺团体、文艺协会的经费由政府财政拨款，文艺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拨款单位按月发放。这种组织起来的方式，对所有的文艺人员来说，十分的新鲜，也感到温暖，更感到安全有依靠了。当然，自然地也就要服从统一的管理，包括思想的统一。

在这种组织体系、组织方式之下，文化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在中国的八大文化艺术中，京剧和音乐恐怕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门类。在这两个门类中发生的故事也最多。突出的是1963-1965年，中国文艺舞台上出现两件大事，

一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成功上演；

一是作为京剧革命成果的八个样板戏陆续公演。

一个是周恩来作为事实上的总导演；

一个是毛泽东夫人江青主导，亲力亲为的结果。

政治上的耐人寻味这里就不再说它了。单从艺术上讲，这两件事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以说是“红歌”的集大成者，后来的文革时期、90年代后期到近年间的各地各种类型唱红歌活动，都没有超过《东方红》的；京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对京剧艺术、芭蕾舞艺术的创新、发展，是得到各层次人所公认的，50年后，至今还在民众中传唱，也可以说，90年代后期到现在，京剧作为国粹再度出现全面性的“热”，但从艺术创新上还没有出现超过京剧革命样板戏的新剧目、新成就的。

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八个“样板戏”，是两朵耀眼夺目的花，但仅仅只有这两朵花，或者说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要按这两朵花的模式绽放，那可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了。而且，这一类文化产品，服从的是“人身依附的文化”的逻辑，依然没有跳出“按人身依附的文化来育人”的逻辑。

文化艺术的继承、创新、发展，根源于生活，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耀眼的东西出现；他们是人创造的，是一代一代对艺术不懈追求的、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坚持坚守的哪些人推陈出新的结果。“学术上百家争鸣；艺术上百花齐放”。这个提法、这个方针，确实很好，但要想做到，确实很难。因为文化艺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最为直接，他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长远上讲，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从近期而言，让人讲话天就能塌得下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1957年开始时让人讲话，畅所欲言，当时就有人高调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可没有过几个月，“大有天要塌了下来”的势头，就不能让那些人再讲话了，随后再给他们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那就更没有讲话的权力了。文革时，大批“反动学术权威”、将大批的文学、文艺作品定性为“毒草”。学术上没有了百家争鸣，艺术上没有了百花齐放，达到了高度统一的一个声音。

在1949到1989年的四十年中，曾出现过几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次是1957年，在“大鸣大放”政策的导向下，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时间不长仅几个月；另一次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也就是1966的下半年到1968年的上半年的不到两年的期间，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再一次是在1982年到1989的上半年的7-8年中，出现了时间相对还比较长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可以说两任“总书记”的下台，反映的正是 “百家争鸣”与“独尊一术”相争的结果。可见，毛泽东完整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对推动中国出现一次又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是有深远作用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化艺术领域的局面开始转变。“于无声处”的话剧、“伤痕”文学的出现、传统戏剧一系列经典剧目的重演等等，有恢复性的，也有创新性的。在近三十年来，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中，在有了多元的生活氛围的环境中，应当承认，中国的文化事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百花齐放的局面，说他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并不为过；特别是电视传播方式与被称之为第九艺术即新媒体网络媒体更是出现了蓬勃之势；民间自发的文化艺术活动那更是大大的普及了，如服装模特、广场舞、公园音乐会、摄影爱好者、自由音乐诗歌创作者、自由撰稿人绘画人、网络作家、网络直播等等等等。只是经典级的不多、大师级的人没见着，打压的事件时有发生，一名话，相当自由了，但还不够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倘没有形成。有两个反差极大的倾向：一个以“钱”为标准，以收入的多少论优劣，有一个排行榜，影视明星的年收入排行榜；另一个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外松内紧”，管控甚严。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信息化的发展大势形成了。在信息化的条件下，文化的再生产出现两个转变：一个是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网络的传播方式已成为主导方式，它将其他传播方式统统集成了起来；另一个是文化创作的主体大众化了，依托网络这个大平台，几乎人人都可以进行文化产品的创作和发布。2015年，我在浙江万里学院走访时遇到一个拍电影的大学生创业者，他告诉我，他大一时就利用业余时间拍电影，最多时一年拍好几部片子，他拍的题材大多是校园、爱情、时尚一类的作品。不是什么大制作，组织起来也不是很复杂，也不用名演员，一部片子少则几十万，多则二百万。拍好后，放到腾讯的视频上去，按点击量分成。读大学时，他就成立了一家文化性的公司，大学毕业后，就专门从事这个职业。连“拍电影”这类相对高端的文化创作行为，一个在校的大学生都能投入其中，可见，在网络的推动下，“文化创作的主体大众化”已是发展到何等的程度了。

这两个转变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可以看得到，有了互联网，有了信息化，推动实现“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学术领域的百家争鸣”是有大作用的。

（未完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