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网动态

从古到今，鱼儿离不开水，人也离不开水，人的思维也离不开水。故而，就有了“水文化”的提法。

“水文化”的概念是谁最先提出来的，无从考证。老子的“上善若水”，就是“水文化”。“水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以水比道，堪为神来之笔。实际上，这也展现出水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涵纳万物，广博无垠，点滴不可少，须臾不可离。水文化因之而内化为5000多年人类文明之绵厚底色。

“水文化”的概念很大。说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就是水文化。古往今来，有多少哲人、思想家、文人、诗人、科学家、技术家们对水、对水文化有精妙的解读，那也是十二万分的丰富，十二万分的精彩。

我在这里首先选取的是一个小视角：国内有好些因水而盛，也因水而衰的小集镇、小城镇，这其中的文化内涵当如何认识？

我曾有一夙愿，开着一辆旅行车，约上一位有相同志向的学者，带上两位助手，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走，一路玩，一路寻找、考察历史上因水而成“市”的小集镇、小城镇。我的感觉，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江苏、浙江、上海这些地方，一定有好多好多象我的老家东沟镇一样因水而成“市”的小集镇、小城镇。而这些个“市”目前的状况也一定不尽相同。各有不同，也就有不同的文化解释。可是，我没有条件走遍各地，以我所经历的几个例子闲谈一番。

我的老家东沟，是因水而成“市”的一个古镇，在上世纪20、30年代，人称之为“小上海”，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当年，东沟镇上的四五条主要街道上，从东大桥沿杨巷经中街再到老猪市，沿街全是商店，以及旁边的两三条巷子里，也有不少店面。各类商店和手工作坊是一应俱全；东沟是四面环水，围绕镇的四周有四个码头，东边是东大桥码头，北边是沈桥码头，西边是禹王河码头，南边是龙窝码头，在这四个码头附近分别有米行、鱼行、木料行、猪市、牛市等等。每到“逢集”日，四个码头最多时泊有一、两百条船只。如此发达的商业贸易服务体系，绝不是在20、30年代才出现的，而一定是经过了数百年的历史才如此完备的。

为何在东沟形成商业贸易服务体系发达的“市”，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东沟拥有水运之便，是一座水码头。在以舟楫水运交通为主要方式的年代，因水而成市，比比皆见，而东沟却兼有水陆交通之要冲的特征。东沟水运交通的通达，是这个区域独有的，它通江：由滁河向东经大河口不到十里入江可直达南京、镇江、上海及沿江各码头，通河：由滁河向西可达瓜埠、雄州、滁州等滁河沿线各市镇，东沟镇四周有多条行船水道与滁河相通，再加上东、北山区的两条陆上通道，在东沟汇集交接，形成了南北东西、水陆交通的交汇处。说东沟是当年的一个口岸，一点都不为过。历时数百年，到了上世纪30、40年代（包括50年代初），达到了鼎盛期，是六合地区排位第三的大镇。

东沟是因水而成“市”，因水而盛，也可以说因水而衰。东沟“市”的衰落，是从50年代中末期60年代初开始的，那时，公路通了，客运货运用上了汽车，而到70年代初拆除宋元年间建造的那座古桥——东大桥时，衰落之势已不可扭转了。古老的东大桥拆除后，首先使东大桥码头，北边是沈桥码头的功能作废了，几年后东沟镇东北的吴桥河改道直入禹王河，将东沟的原有水系全面地破坏了，四个码头，只有一个镇西边禹王河码头可以泊船。老的东大桥拆除后，在其南面造了一座新的钢筋水泥的东大桥，后来，又在禹王河上，建成一座钢筋水泥的西大桥，东西大桥之间形成了一条新的商业街，而从杨巷到中街到老猪市的老的商业街就渐渐地衰落，一家一家的店铺不得不相继关门，到上世纪80年代末，老街上商铺几乎全部关闭。

桥拆除了，河改道了，商业街转移了，水运、商运的轨道不复存在，当年“小上海”格局，面目全非了，连作为古镇老街的旅游价值都不具有了（如古老的东大桥不拆除，还可开发成一个旅游景区）。从70年代中期开始，按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方式，东沟镇是日见衰微。纵向地看，也有发展，但横向比较，明显地落后于其他乡镇，失去一个又一个发展机遇，到现如今，是南京市行政区域内最落后的乡镇之一。

再说一个曾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的铅山河口镇。

我的二姐在江西铅山任副县长时，我到铅山去过。铅山县城叫河口镇，在信江边，傍信江而建，也是一个因水而成“市”的集镇，河口镇因地处闽浙赣边界，有水运之便，形成周围省、县的货物集散地。明清时期商业盛极一时，号称“八省码头”，为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明清时，河口是闽、浙、赣、皖、湘、鄂、苏、粤等地百货集散地，商贾云集，沿江10多处码头泊船达数千艘，常有船到三日不能靠码头，极盛时有店铺2000多家，大小纸店100多家，茶行50多家，丰城人何柱成开的药号“金利合”与全国500多家药号有业务往来，徵商朱少峰的绸缎店资本逾20多万银元，晋、陕茶商每家资产均在30万银元以上，各地商人在河口建的会馆有20多家，徽宁会馆在河口的同乡会员有724人。清乾隆八年，《铅山县志》记载：（河口）“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舟辑夜泊，绕岸灯辉；市井晨炊，沿江雾布；斯镇胜事，实铅山巨观。”民间有“买不尽的河口，装不完的汉口”之说。

河口明清古街，由东向西沿信江南岸而建，全长2.5公里，路面用长条青石和麻石铺砌，现尚存旧时店铺450多家，建筑风格为明清特色。当年的九弄十三街格局依然如故，穿城而过的惠济河小桥流水的风韵犹存，旧时的繁华仍然可以窥见。河口明清商贸古镇是珍贵的历史遗产，文化厚重。比东沟好一些的是倘有旅游价值。现在的河口镇也很繁荣，但不是在老河口镇的九弄十三街上，而是在老街外面的作为铅山县中心的新城了。因水运而兴的老河口镇，也因弃水走陆而衰落了。

东沟镇与老河口镇的衰落，与弃水走陆大有关联。因水运而兴，因弃水运而衰。是东沟镇与老河口镇同样的轨迹。

解放前后，公路、铁路修起来了，汽车、火车运输的快捷，促使很多地区弃水走陆，这是导致因水运而兴盛的一大批小城镇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内河水运的衰落，是国内一个普遍的趋势，川江如此、湘江如此、汉水如此、赣江如此、闽江如此、皖南如此、钱塘亦然，大运河自微山湖向北，几无航运，松花江上再不见放排行船的图景，如李白所书的“千里江陵一日还、轻舟已过万重山”、象王勃当年驾轻舟过洞庭、经鄱阳、走赣江信水而到福建探望做官的父亲，并在南昌城下留下千古诗篇《腾王阁序》的佳话，在现如今是难能做到的了。

然而，在同一时期，因水而成市，因水而盛，并没有因水而衰，大范围地保持着可持续、稳健并高速发展的，是苏南、苏中地区的乡镇经济。江苏有两个水网地区，一个是苏南地区，一个是苏中地区，而在这两个地区，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长达四十年的时期，经济发展长盛不衰，几乎所有的乡镇是在同步发展，落差虽有但不是很大。

以我看，这个两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地长盛不衰，是得益于70年代中期到80 年代中期这10年乡镇（社队）工业的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而这两个地区乡镇（社队）工业所以能够在那个时期获得很好的发展，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水，成因于这两个地区是水网地带：

水源充足，保证了加工工业大量用水的需要和低成本；

通河通江四通八达的水网，保证了水运的畅通和低成本。

这两个因水而形成的客观条件构成的经济要素，成就了苏南、苏中地区乡镇（社队）工业10年的大发展，奠定了后来三十年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却常常被人忽视忽略掉了。

认识到水同苏南、苏中地区乡镇经济长盛不衰的关联性，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的十年中逐步领悟到的。

1979-1982，我作为一名地质队队员，有机会在苏南的吴县、宜兴、溧阳，苏中的泰县、泰兴、高邮等地，在承担野外地质作业的同时，也走访、考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

1985-1987年间，我先后参与了国家计委组织的“社会事业指标体系研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组织的“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两个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考察了苏南江阴、沙州（张家港）、武进，苏中泰州、江都等地的乡镇企业。

在一系列的走访与调研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水利之便同这两个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有着天然的依赖性的联系。记得当年为了这个认知，还在一些会议上讨论过、争论过。“长江文化”的概念就是我的朋友沈进先生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是不是国内最早提出这个概念还有待考证；“江阴靖江跨江建市”的构想与建议，也是由参与讨论的几个年轻人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当然，那个时侯，人们对水的认识总的说还是很浅很浅的，大多数人很不以为然。

从当下而言，这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地长盛不衰，依然在得益于水，成因于这两个地区是水网地带。你只要看一看这两个地区大运河及各条河道繁忙的水运景象就可知其所以。苏南、苏中地区的水运，以及水网资源的所用之便，依然地得到较好地利用和发展，并同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等各类运输方式相辅相成、相得溢彰。更应该看到的是，依托于水而滋养出来的得天独厚的“江南水乡”的生态环境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它在支撑着、决定着这个区域城市和乡村的生存与发展。

在全国范围来看，内河航运未曾弃而不用的、做得最好的，可能就数苏南地区、杭嘉湖地区、苏中地区了。而其他区域，恐怕是大多沦落成“槛外江河空自流”了，更有好多好多地区任其淤塞、随意改道、污染破坏、填没水系而变地造田造城。损伤了大自然中大量的毛细血管。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有一天，我在江苏省地矿局办公楼的大厅中看到了不同时期的两幅太湖地区的卫星遥感地图，一幅大概是80年代初，一幅是当年最新的，两幅图一比较，直观地看到大批的湖泊消失了。好在航运水系没受到大的破坏。这种情形，不只是太湖流域存在，在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等区域的变迁也是一样，甚至更严重，号称百湖之城的武汉，现如今也只有面积大为缩小的东湖等几个湖了。现在想来，太湖流域、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消失了大批湖泊是祸是福？还是让后人、让历史来评判吧。水资源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而默默不吭，而人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却毫不吝惜。水在养人，可人在很多时候却在欺负水！

有水则灵，无水则荒。水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生存之本，亦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可用之器。什么叫“道法自然”，在这里，饮其水、用其水、护其水。就是“道法自然”。苏南、苏中地区仰或很多地区在“护其水”上有诸多教训，是因为人们对“水”及“水文化”认识不到位，现代人在很多时侯倘不及2000多年前的李冰父子。不过，好在人们有所教训，也有所醒悟。苏南、苏中地区以及全国各地在“护其水”上也已经有所成就了，这是大势，是顺其“道法自然”的大势。

从“水”中获利的人往往忽视忽略了它的可贵。即便是如东沟小镇、河口大镇的衰落，人们也并不曾意识到这同“水”有关。苏南、苏中的高速发展，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这同“水”有关。许许多多的历史史实的亲历者们，也未见得有多少人是从“水”和“水文化”的境界去领悟、去思索的。

我国近几十年来，从文化层面对“水”的关注，与“水”相联系，蕴含着“水文化”的内涵的有许多许多的事，其中有几件，在我的记忆之中：

一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有过一个大型电视纪录片，叫《话说长江》，是中央电视台80年代最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也是中国纪录片的高峰。浓笔重彩、翰墨华章的解说词，虹云和陈铎两位老艺术家绘声绘色的解说，长江两岸的旖旎风光，以及长江从古到今的传奇故事……还有后来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长江之歌》，教人荡气回肠。在那个年代，《话说长江》为什么受到大众的欢迎与热议，根本上讲，是“水文化”在中国人心中的回响、激荡。

另一件是改革开放之初，1985年9月，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国际性的研讨会“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是在长江上巴山轮上开的。9月2日清晨6点，一声汽笛长鸣，巴山轮驶出重庆朝天门码头，顺江而下，行程6天到武汉。数十位中外著名学者官员在船上一边开会，一边看水，后人通常把这次会议称为“巴山轮会议”。 有60余位中外重要经济学家和官员参加，他们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凯恩克劳斯爵士、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埃明格尔、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英国牛津大学安东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斯洛文尼亚艺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巴伊特、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里昂信贷银行董事阿尔伯特、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南朝鲜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琼斯、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林重庚、世行官员亚德里安·伍德以及中国方面的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国务院经济研究主心总干事薛暮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还有高尚全、杨启先、童大林、洪虎、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周叔莲、陈吉元、戴园晨、宫著铭、项怀诚、王琢、田源、吴凯泰、李克穆、郭树清、楼继伟、何家成、李振宁等。现在回过头来读读与会者们的名子，就能感受到这个会议的深远意义了。沿长江向东，巴山轮经忠县石宝寨，过云阳县城，在奉节小憩；又行至巫山，换乘两头尖、肚儿圆的柳叶舟游览小三峡--龙门峡、铁棺峡、滴翠峡；再经葛洲坝到宜昌、沙市、武汉。中外的经济学家们，一面观赏长江的激流险滩，一面进行思想冲浪；在船上广泛交流探讨，上岸则沿线参观考察：农贸市场、荆州博物馆、黄鹤楼、江汉路一条街，走访农户。有一个史实着实是耐人寻味的：几天前的1985年的8月31日，当年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了将要上船的外国经济学家和部分中国经济学家。他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坚定不移；要逐步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务市场；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显然，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头脑里，已经有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思想和框架。有人说，这次会议是一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思想启蒙；还有人说，“巴山轮会议，是中国转弯处的脑力激荡”。而我要问的是：为什么选择在长江上开这个会？不知道！或许当年的赵紫阳、薛暮桥、马洪、刘国光等组织者们潜意识地受“上善若水”思想的引导？！

再有一件是，198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孙尚清带领20余名专家、学者从重庆到上海对长江的开发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战略构想”为题的长江综合开发利用考察报告；报告认为长江是我国最大的一条河流,水运条件优越。长江流域资源丰富，亟待开发。但我们过去对它的综合开发利用重视不够，因而存在航运落后等一系列问题。这份报告对于如何振兴长江航运，搞好防洪、发电，逐步建设一条横贯东西、带动南北的产业密集带，以及改革水资源和航运的管理体制等，都提出了具体建议。不久孙尚清主编的《长江经济研究——综合开发长江的构想》一书出版(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12月版)。可惜的是，不曾变为国家层面的决策。当年及以后的好多年，从国家层面上在大江大河方面也不曾有过大的且好的宏观性的战略决策。从某个角度上讲，我们有好多好多人不识“水”。

而在上世纪80、90年代，国内曾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争。达成的一个共识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两支主体文化。黄河文化  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大约在三千五百年以前，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王朝。此后从秦汉到北宋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一直是我国历代都城，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长江文化  而长江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在文化体系上属中国南方文化体系。长江流域包括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七省一市外，还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长江水系流经区。长江文化以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为主体，包含滇文化、黔文化、赣文化、闽文化、淮南文化、岭南文化等亚文化层次，聚合成一个共同的文化体——长江文化。

有一位叫周山的文化人形象地说，“黄河文化”是“龙文化”，“长江文化”是“凤文化”。“黄河文化”是儒家“相濡以沫”的文化，“长江文化”是道家“相忘于江湖”的文化。周山还认为，中国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文化”转向为“长江文化”是历史的必然。（见《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2008年10月24日《钱江晚报》）。

此外，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还出过有一部电视政论片叫《河觞》，主编者有一立意，是要劝说国人从“江河文化”走向“蓝海文化”。这部电视政论片，在当时的中国引发了轩然大波。《河觞》的主旨在于激烈地批判代表人治威权的龙图腾，热情地赞美开放的、天海相接的蓝色海洋文明，并毫不留情地将中国传统文化批评为保守的、内敛的黄色大陆文明。激进的大学生到处朗诵着《河觞》中的解说词，而儒家学宿则叹息着《河觞》是数典忘祖。《河觞》很快遭到禁播，一年后其五位作者逃的逃，抓的抓，但《河觞》留下的毁誉仍然深深影响着整整一代人。暂且不论《河觞》的主题有无偏激，而从“江河文化”走向“蓝海文化”的呼与鼓，这对开拓中国人的“水文化”的视野，是有作用、有价值的。历史的进程也正是按这个走向前行。由此看来，中国人对“水”的认识也更多、更懂了。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开发利用最早的国度，大禹治水，李冰父子、都江堰、郑国渠等等，舟辑航运、捕渔采莲等等；我国水库大坝的建设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如建于公元前598—591年间的安徽省寿县的安丰塘，坝高6.5m，库容达9070万方，水面积达34平方公里，经历史上多次修葺和更新改建，至今已运行2600多年。建国后，有长达三十年农田水利建设、造出了86000多座水库、建设出诸如林县“红旗渠”这样奇迹般的工程等等的对“水的运势”运用的成功；也有诸如“三门峡”水电站工程、造成大面积的水污染、围湖造田等等等等的对“水的运势”运用的失败。从这个意义来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长江沿岸不搞大开发，要搞大保护”也许是对“水的运势”的一种领悟，是对“水”是人类社会中的“内部时间”的一种遵从。

上海有一位学者曹伟明，他对水同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解得很到位，他说：一个地区的持续繁荣发展，必然有文化的巨大支撑。梳理一下长三角地区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等的历史文化基因，便可发现，每当发展机会来临，长三角地区的人们总是能够率先抢抓机遇，顺应潮流，顺势而为，傲立于历史发展潮流的最前端。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江南文化吸纳和继承崇尚自然的生态文化、创新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为长三角一体化融合、转型，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和动力。为此，要让江南文化凸现出来的“机智巧思、灵活善变”的水文化特征，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新驱动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从而让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富有鲜明的特色、深厚的底色和耀眼的亮色。

曹伟明先生还有几句话说得也不错：江南文化的基因是水的基因，江南文化的生态是水的生态。江南的原住民和移民乐于亲水、善于治水、巧于用水，水既是江南诗性文化的灵魂，也是江南文化生态的源泉。江南文化的文脉，贯通着生态诗意的水脉、海纳百川的城脉、大气谦和的人脉、开明睿智的文明之脉、追求卓越的创造力之脉。

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就已经将“水”上升到“文化”的层面了。恐怕后代人对水文化的认识，再没有超过老子的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就是说，最高境界的善，如同水一样，滋润万物而不相争，始终是往低处流，所以最接近于道的理念。老子用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感知的“水”，诠释了无形的、自然规律的“道”。

说到这里，我再一次领会到老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精义。“水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的这个“不争”，说的真是精妙，是老子的“为而不争”大境界的具体体现。或者说，“为而不争”的大境界，是从水的自然习性中领悟到的。

老子的思想中的最重要的灵性物体的是“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上善若水”。

而将“水”视为人类社会中的“内部时间”，是我从耗散结构理论和老子的思想中悟出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比利时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于1969年创建的耗散结构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揭示出“空间时间化”规律性、提出了“内部时间”的新时空观。

普里戈金认为，内部时间，也称演化时间。相对于外部时间，亦称第二时间。“内部时间”论者认为，无论是牛顿的绝对时间，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时间，都是一种运动（不含演化）时间，是事物的外在形式。但在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看来，时间更重要的性质不仅在于作为系统外的一种因素（运动的存在形式），而在于它本身即是系统内的一种参量，一种动力，是具体的内在于人与自然的事物之中，与系统的演化密切相关。它本身也是演化的，并且是有层次结构的。内部时间是一种全息性的时间，包含了系统的全部信息。与内部时间或演化时间相对应的是有组织、有机能的空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时空结构。而新的时空结构一旦形成，系统的内在动力就启动了。

我从耗散结构理论和老子的思想中领悟到：在人类生存与繁衍、社会运行与发展中有一种物体是永恒的“内部时间”要素，它就是“水”。

水资源及水网的作用，一是生产生活的用水，二是灌溉，三是水运，而最突出的作用是构造并再生产出人类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存环境。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同水构成了密不可分、依赖于斯的关系。水及水的运势，内在地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运势，内在地决定着人类社会生存生活空间的结构与变化。

荒漠所以是荒漠，是因为无水，绿洲所以是绿洲，也因为有水。人傍水而群居，依水而建城，有水而成市，水枯则干涸。黄河的六次改道，形成了现如今中下游和中原大地的结构；长江水道的历史变迁，不仅形成了现如今天的沿岸城乡结构，还长出了崇明、杨中等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江心洲。苍海桑田，最根本性的要素是水，最内在的动力也是水。

而运用“水”这一“内部时间”要素最成功的典范是“都江堰”，都江堰最核心的方式是“导”。“导”，是顺水势而为，而不是逆水势而动。一个“导”字，就将水的“利万物而不争”的运势充分地发挥了出来，故而，才有了“都江堰利民于千秋万代”的成功。

我从都江堰对水的运势成功地运用之中，从都江堰的水势2000年来持续地滋养出创造出“天府之国”，深深地体会到水作为“内部时间”的规定性：水及其运势，就是一个能够改变和重构自然空间结构的要素，亦是一个能够改变和重构社会空间结构的要素，更是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的一个在深层并可直观到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