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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也！”

朱元璋在平定天下前，有人进言：“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毛泽东在上世纪70年代初给中国定下的一条国策是“广积粮、深挖洞、不称霸”。而就“深挖洞”“高筑墙”而言，当年的规模与现如今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有人形象地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就干两件事，一是向地下挖，“深挖洞”：挖停车场、挖地铁、挖隧道、挖地下商场，向地下要空间；二是在地上垒，“高筑墙”：垒高楼大厦、摩天大楼，垒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垒栏水大坝（如三峡大坝等），垒江、河、海大桥（如北盘江大桥、港珠澳大桥），垒人造景观（如“灵山大佛”），向天上要空间。

在“人定胜天”，“吾辈无所不能”的思维定势的引导下，滋生出不尊重自然规律，随心所欲地去征服与改造自然，任意任性地向自然界索取掠夺，肆意妄为地破坏自然，导致许多许多的恶果，这些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应当说，自然界对人类是极为慷慨的，而我们恰恰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2020年突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违背自然规律、违背天道种种行为的惩罚，是对人类给出的一种警示！人们不得不从这场“灾难”中冷峻、认真地反思：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应当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在人们的眼中，没有了“大地”，也没有了“自然”，既不敬重“大地”，更不敬畏“自然”！

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中有一门学科叫地质科学（现在也有人称之为“地球科学”），人类的社会活动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活动是地质活动、地质工作。如对大庆油田所创造的辉煌，人们大多记得有个英雄“铁人王进喜”、还有那个高大的钻井架和“干打垒”。殊不知在石油开采之前，我们的地质队员早就多次地进入到那一片无人区，他们所付出的艰辛，所遇到的危险，要比王进喜他们还要恶劣。工业化的85%以上的原材料是矿物资源，来自于地下，是地质工作者首先发现并勘探找到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称地质工作者是“地下侦察兵”。

人们一般认为地质活动、地质工作只是为了勘探地下资源，是开发利用地下资源的“侦察兵”。其实很不全面。

而在地质科学研究中有一个“大地质观”，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

“大地质观”应当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最早提出来的。我曾写了一篇论文：《也谈地勘业的基础产业性质》，发表在《中国地质经济》1992年第7期上，论文中对“大地质观”作出了一番认识，文中写道：“对地勘业的基础产业地位，不能仅以三次产业理论来认识，而是要立足于更完整的产业经济理论上；也不能仅以矿产地质角度来研究，而要从“大地质观”出发，从而全面、完整地确立地勘业的基础产业地位。”

当年我在地质行业内提出“大地质观”，最初是针对“搞地质的就是找矿的”这种“小地质观”而提出来的，认为搞地质的并不都是找矿的，在找矿之外还有着更多的产业活动，这样的认识，就是“大地质观”。在《也谈地勘业的基础产业性质》文章中写道：

“我们所说的‘大地质观’，是指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随着地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地质勘探功能的创新、延伸、拓展，地质工作更‘宽’了、更‘长’了。

“所谓更‘宽’，是指地质工作的范围扩大了，服务领域增多了。过去，找矿几乎是地质行业的唯一目的，基础地质工作是为了找矿，水文、工程地质是服务于找矿，现在这种格局被打破了。‘广义的环境地质’的概念提出，反映的正是地质工作新的领域不断出现。我们看到，横断性、交叉性、边缘性的地质技术和地质服务对象开拓了若干地质工作的新领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也不仅仅服务于找矿、采矿，也不是服务哪一个产业，而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它都有需求，狭义的环境地质同环境保护产业有交叉，所服务的领域也极为广泛；农业地质、城市地质、海洋地质、灾害地质旅游地质、遥感地质等，它们或者是用多种地质技术服务于一个产业。或者是用一种地质技术服务于若干部门，也或者是用综合性地质手段为国民经济作综合性的服务。几乎所有的地质工作都不再是在封闭地在地质系统内为地质本身服务，而是在直接地为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服务。正是服务领域的扩大、开放、多层次地展开，使地质工作真正的社会化了，

“所谓更‘长’，是指地质活动已延伸到地质成果的运用或消费领域。过去，地质工作的终点，一般是地质成果的完成，成果一交，就不管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运行方式也被打破，在许多方面，构成了供给与需求直接见面的相互关系。这说明地质工作的终点不是地质成果的完成，而是地质成果的被应用、被消费，是地质劳动的直接实现，通过直接满足需求方的需要而得到实现。这表明，地勘业在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参与程度提高了，而且是更直接、更紧密；地质活动的全过程具有再生产性，是地勘生产与流通的统一。

“正因为‘长’，地质勘探业才同其他产业发生直接（当然也包括间接）的经济联系，才被纳入国民经济体系才能够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正因为‘宽’，地质勘探业才能够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正因为既‘宽’且‘长’，地质勘探业才具有产业性质，才能完整地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不可缺少的基础结构。

“从‘大地质观’来看，在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中，几乎没有哪一个产业可以不依赖地质勘探业的活动而能能够发展的。地质勘探业从五个不同的层次对国民经济体系发挥基础性、前期性的作用；

一是，地质勘探业是国土整治、规划，生产力布局，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前期工作；

二是，地质勘探业是物质生产领域开发利用矿物原料和其他地下资源的前期工作；

三是，地质勘探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建设的前期工作；

四是，地质勘探业的综合性、专业性的技术与功能服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不可缺少的前期工作；

五是，地质勘探业是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的前期工作。”

这就是我当年站在地质行业的角度，对“大地质观”的理解与阐述。

现在看来，当年对“大地质观”的理解还是很不够的了。2020年4月22日，广东《岭南地质》杂志在纪念“世界地球日”的专辑中发表了我的《大地质观：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回归“自然经济”》的文章。这是我时隔25年后，再次在地质行业的媒体上发表文章，而且是与1992年《也谈地勘业的基础产业性质》的论文相呼应、有新发展、新创见的文章。其中的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

“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地质活动，是推动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和谐发展的基础性活动。地质活动，所面对的不只是地下资源，而是大气资源、地面资源与地下资源的总和，因为大气资源、地面资源与地下资源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大循环系统。地质活动，要解决的不只是寻找到可供开发利用的地下资源，还应当要寻找到珍惜自然资源、保护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防止地质灾害的方式与路径。地质活动，不是单纯地破解地质构造与地质结构的问题，还要从自然与人的关系上破解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和谐发展的大问题。这就是‘大地质观’。这个大地质观，不只是给地质科学、地质活动、地质工作者用的，而是给所有人用的。”

地质工作，是“推动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和谐发展的基础性活动”，这才是“大地质观”的最高表述。

其实，我在当年所以能够提出“大地质观”的概念，是基于我在经济学上的研究成果。也就在我提出“大地质观”的在同期，我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探讨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要通过合理的劳动行为，把利用自然的事办得好一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的认识。

在我的一篇《劳动、时间、效用：经济学的三维结构》（发表在《江汉论坛》1993年第12期）文章中，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是“大地质观”的理论之源：

“劳动概念还表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示人力资源与其他经济资源之间的关系。在这层关系中，人是主动因素，其他经济资源是受动因素。同那种‘人从属于物’的观念截然不同的是，在人本的时间经济学中，是物从属于人，是人操纵、控制、利用自然。然而，这绝不是‘上帝与仆人’式之间的关系，而应当是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含有三层内容：一是人对自然的依赖，并受到自然的限制、约束，人的劳动只能是依赖于自然、立足于自然而进行；二是人对自然的利用、控制与调整；三是人对自然的保护与破坏。利用、改造自然就包含‘破坏’因素，这就要考虑：是用掠夺性的劳动方式，还是用保护性的劳动方式？不要无视自然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更不能毫无顾忌地发挥劳动的破坏活动，要通过合理的劳动行为，把利用自然的事办得好一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这也是一个时间经济问题，是人的劳动方式作何种选择的问题。”

这也就是“大地质观”的思想基础。“大地质观”——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理念。

中国有两位地质学家，曾在政界有些建树，一个叫翁文灏，曾担任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主任和行政院院长；一位叫温家宝，曾出任了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这两位，在做地质工作时，也是很有建树的。但他们那个年代的地质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和目标是找矿，其他的顾及得不多；温家宝当总理时，对地质灾害、开发矿产而引发的环境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是已有认识的了。在保护环境、珍惜自然资源方面立意比较高远的政治家是习近平，他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长江流域的发展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不搞大开发”的批示，值得点赞，这也是对“大地质观”的领悟。

可惜的是，人们对“大地质观”领悟是太晚太晚的了。1978-2018，中国的发展，从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从总量上、从纵向、从总体上看，硕果累累，成就是无比的辉煌。其中一个重要的要素是快速地特大规模地消耗自然资源：

大规模的对自然资源占用、开采、进口、加工、开发、利用和延伸开发，由此而形成了千千万万条生产线、产业链、供应链、庞大的工业生产体系。

中国的近四十年来，完成了工业化，从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从总量上、从纵向上、从总体上看，硕果累累，成就是无比的辉煌。但不可否认，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造就、衍生、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甚至是恶果。有两个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过度地大规模的粗放型的消耗自然资源，导致大面积、深度性的环境污染。

我们可从以下五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来看四十年的掠夺性的消耗：

一是煤炭资源，1980 年的煤炭开采量为6.1亿吨，2020年为39亿吨；

二是钢铁资源，1980 年的钢铁产量为3712万吨，2020年为13.2亿吨；

三是石化资源，1980年石油消费量约1亿吨，2020年已高达6.5亿吨；

四是淡水资源，2020年，地下水开采总量已占总供水量的15%以上，北京、河北等地地下水开采总量占总供水量的50%以上。

五是土地资源，不仅表现在城市与工业建设占用耕地，更重要的表现在耕地环境的恶化。以北大荒的黑土地为例，有一个农业部的专家告诉我，解放初的黑土地的平均深度是1.5M，到2018年，平均深度仅有20CM；全国耕地重金属污染、板结化更是普遍性的相当严重。

缘于此，中国的环境污染极为严重，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出现的问题，有些问题通过治理还能够缓解，如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等；而有的问题，如围垦、填埋湖泊河道，大型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耕地的重金属污染等，几乎是没办法恢复、扭转的了。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是大大的过度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方式是密切地相关的，在那种战略的导引下，超大规模耗费自然资源、牺牲生态环境是必然的结果。缘于此，中国将进入到一个长时期展开自然环境治理与修复的历史阶段，所要耗费的成本与代价那将是惊人的。有的问题是花钱也解决不了的，大多只能靠时间、靠自然来修复、来解决。

我们在反思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中，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与之共生的还需要考量一下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以水资源的利用为例

地球这个物体，自然生成了人类赖于生存的资源，大气层内有两种资源，一是空气，二是阳光，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在地面上也有两种资源也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土地和水，地下资源也很重要，但并不是生存必不可少的。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大国，同时又是一个水资源分布不平衡、水资源贫乏（按人均占有而论）的国度，这在1949年后表现得极为明显。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开发利用最早的国度，大禹治水，李冰父子、都江堰、郑国渠等等，舟辑航运、捕渔采莲等等；我国水库大坝的建设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如建于公元前598~前591年间的安徽省寿县的安丰塘，坝高6.5m，库容达9070万方，水面积达34平方公里，经历史上多次修葺和更新改建，至今已运行2600多年。

1949年后，水资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首先是大江大河的治理，因黄河、淮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洪涝灾害频发，固堤防洪是第一要务；其二是兴修水利，到1980年时，全国修筑了8万多座水库，到2018年，有10万以上座水库，无法计数的灌溉、引水工程，最著名的是林县的“红旗渠”。其三是水电项目的建设，大型的从黄河三门峡开始，到长江三峡、再到红水河、金沙江梯级水力发电工程，还有数量更多的是中小型水电工程的建设；同类的还有南水北调的中线与东线工程；

在大规模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诸如：1、水环境污染极其严重；2、围垦造田、城镇化发展中填埋湖泊河道极为严重；3、水运发展滞后，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水运资源优势没得到充分发挥；4、大面积地抽用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5、大型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6、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的文明程度低下。

水资源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而默默不吭，“水利万物而不争” ！而人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却毫不吝惜。水在养人，可人却在欺负水！

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的近100年来，特别是最近的从1970年代到2020年代的60年中，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是大大的过度的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方式是密切地相关的，在那种战略的导引下，超大规模耗费自然资源、牺牲生态环境是必然的结果。

第二，养成了攀比消费、过度消费物质财富的习惯。

改革开放后，从生活消费品票证定量供应过渡到全国放开敞开供给，也就不到十年的时间，随后物资不断的丰富，消费水平不断的升级。从1987年开始，首先从吃开始，你看我，我看你，互相攀比，尽其可能地多吃、多占、多用；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为求得高速度发展，持续出台了各类刺激消费的政策。从老三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发展到新三件（电视、洗衣机、电冰箱），再到住房、空调、汽车、国内外旅游、奢侈品的消费。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人们几乎将节约二字忘掉了，客观地讲，养成了过渡消费的习惯，在一系列的消费领域，，大大超出了必需、够用、舒适的基本需求，普遍性的在向奢侈化看齐和毫不在乎地严重浪费，在城市与工业体系中表现的尤其严重。

我仅举出四个方面为例：

首先是纸张的消费，仅以手帕纸巾和抽纸来说，过去国人都用布手帕，现在几乎没人使用了。手帕纸巾和抽纸很方便，可很多的人用起来毫无节制。超市中的手帕纸巾、抽纸等生活性用纸的销售量是巨大的。人们也已经养成了习惯。有一天我在地铁上看到一位小伙子，他抽出一张手帕纸巾，用手将这张分开，只用一半，另一半又放回去。我向他投去了高度赞赏的眼光。可像这个小伙子的消费方式，恐怕是极其极其少见的了；

再一个是服装（包括穿戴）的消费，现在的家庭中衣柜普遍嫌小，衣物太多，很多人消费起来也毫无节制，城市中八成新的衣物弃之不用的现象是普遍的。这种消费偏好，导致了服装行业的生产能力大量过度，仅仅衬衫的生产能力就以十亿件计量；

其三个是家庭汽车的消费，小汽车进入家庭，确实给人以方便，也显示出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其中有大量的是过度消费、攀比消费，资源低效甚至无效使用的比重太大；

其四的过度包装，一件不大的商品，用了一个好大的包装盒，里外三层，很精致，但太浪费。更为严重的  料袋，不仅浪费严重，而且造成环境的严重长期的污染。

我的“普遍性的在向奢侈化看齐和毫不在乎地严重浪费”的判断，将受到一些人的咒骂。但我还是要提醒国人，前面所说的环境污染问题，与我们的“普遍性的在向奢侈化看齐和毫不在乎地严重浪费”的偏好有着极为密切的因果联系。是到了扭转这个习惯的时候了。当下应当从我们每个人做起，重新拾起古训，再一次地树立起“节约、必需、够用、舒适”的消费习惯；政策制定、决策者们更应当改弦易辙，按“节约、必需、够用、舒适”消费观念的导向，来制定政策、决策。不过要想实现这一转向，在现行的体制与决策方式的环境下，绝非易事。很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

无论是“过度地大规模的粗放型的消耗自然资源，导致大面积、深度性的环境污染”，还是“养成了攀比消费、过度消费物质财富的习惯”，其根本的原因，是在人们的眼中和行为上，没有了“大地”，也没有了“自然”，既不敬重“大地”，更不敬畏“自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问题，犯下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和恶行。在思维理念上，对“大地质观”缺乏认知。

在当今，有两项高端技术使人类对地球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一是卫星与遥感技术，二是地球深部的探测技术。卫星与遥感技术，是“上天”，在天上就能对地球进行地下资源的普查甚至初探，对地球进行生态环境的监控，对处理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的问题提供依据。地球深部的探测技术，是“入地”，是深深地进入地下，现在世界上最大深度的探测，已可达负10000米以下，负10000米是多深？将十公里的长度竖立起来，就这么高！与此相联系的是“下海”，在海平面上对大洋深部进行探测。而在这上天入地下海的两极式的技术领域，近年来所以能够快速地取得进展与成果，重要的是因为有了信息化技术。有了数字化技术，有了信息化，人类的“上天、入地、下海”的活动自由得多了。在信息化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与如何地对待自然界，要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更理性也更自由了，守住底线、维护与重新回归绿水、青山、碧海、蓝天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这就是“大地质观”。

在我们今后的生活中，要用“大地质观”来指导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如，经过多少亿年才生成的地下资源，不可再生，理当有度地合理的开发利用；再如，土地资源也不可再生，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对其的占用不可过于奢侈；再如，耕地资源更为可贵，保护与改良是当今最主要的战略，可考虑实行休田轮作制了；再如，水资源本来就比较少，大气层水、地表水、地下水均要保护性地综合利用，城市、工业用水要实现循环利用。其他方面，以此类推。其实，动动嘴说这些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做到。我很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要守住一个底线不要突破：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宁可不要。我以为还应当树立起一个观念不要动摇，这就是：“充分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回归‘自然经济’”，最重要的是充分地运用信息化技术。这也是“大地质观”。

“大地质观”和“水文化”的理念是一致的。水资源及水网的作用，一是生产生活的用水，二是灌溉，三是水运，而最突出的作用是构造并再生产出人类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存环境。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同水构成了密不可分、依赖于斯的关系。水及水的运势，内在地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运势，内在地决定着人类社会生存生活空间的结构与变化。

而运用“水”这一“内部时间”要素最成功的典范是“都江堰”，都江堰最核心的方式是“导”。“导”，是顺水势而为，而不是逆水势而动。一个“导”字，就将水的“利万物而不争”的运势充分地发挥了出来，故而，才有了“都江堰利民于千秋万代”的成功。

“大地质观”和“网文化”的理念也是一致的。孕育于互联网、信息化的、以众多物理网络和数据神经系统为载体的“网文化”，却同“水文化”有着一致性的趋向：“协同集成，资源共享”。

我们说，在“水网”、“路网”、“电网”、“信息网”、“数据网”的所有的网中，在这张大“网”中，拥有各类网的神经系统功能的是互联网、“数据网”，最高级的、最具有时间（内部时间、演化时间）特质、拥有各类网的神经系统功能的是互联网、“数据网”。是互联网、“数据网”，将所有的网协同起来了，是互联网让、“数据网”所有的网集成起来了。

由互联网总统领、总协同下的“网文化”的物质载体这个大系统、这张“大网”，为人类社会的生话、生产、各类活动及其发展，提供了一个大平台，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基础结构。这样的一张大“网”，也必然地要顺应互联网、信息化的运行机理，而在最大限度地实现“协同集成，资源共享”。

“共享”，是互联网思维、“网文化”思维的最高境界。

信息化，用不断的创新牵引着人类社会向“共享”化的“集之大成，协之大同”、“殊途同归”的目标前行，“‘网’利万众而无所不在”。

当我们将“水文化”、“网文化”、“大地质观”放在同一个思维层面上来思考，来考虑人的行为时，也就不难作出最理性、最合理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