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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回归‘自然经济’”的大思路，中国发展的重心将要发生又一次转移，如同1949年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一样，从现在起，中国的发展、工作的重心将要转移到我所说的“广义的乡村”，同时，我更进一步地特别郑重、明确地提出：重心要转移到“在‘广义的乡村’中生活的人” 的身上！

将发展、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人”的身上，转移到“在‘广义的乡村’中生活的人”的身上。我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过去的战略选择中，重心不是“人”，而是“物”，是“物的堆砌”，如工业化，如城市化、如现代化，在这其中，人的需要不是重心，而是次要的、附带的。当然，在那些个年代中，重心放在“物”之上，也是一种必然，不可避免。故而，重心就不在“人”的身上；故而，在“人”的身上就要放弃好一些东西；故而，又常常地不是伤害到这一部分人，就是伤害到另一部分人。

而在按“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回归‘自然经济’”的大思路，在信息化时代的条件之下，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心发生又一次转移时，其重心就要从“物”的身上，转变到“人”的身上，而为什么却是要转移到“在‘广义的乡村’中生活的人”的身上，很显然，一是在过去的100多的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中，对“在‘广义的乡村’中生活的人”的伤害是比较重的、是比较深的；二是信息化的发展将第一次的将人自身的发展作为首要的、直接的最高的目标。

立足于以上的论断，我们先来讨论几个极为相关的问题：

1、“城市化”非“城镇化”

“广义的乡村”，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首先要将它具体化。在我们这个国度中，“广义的乡村”包括自然村落和农村集镇，同时也包括人口规模在数万人（10万以下）的建制镇。既然重心要转移到“在‘广义的乡村’中生活的人” 的身上，也就是说，这是指在广大的自然村落、农村集镇，人口规模10万人以下的建制镇中生活的人。

这就牵涉到人口规模10万人以下的建制镇是“城市”的属性，还是“乡村”的属性。在人们的认知中，常常将“城市化”与“城镇化”混同，对此，我是不赞同的。我曾于1988年研究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时提出一个观点，城市化不包括“建制镇”，“城市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是“城镇化”。可用“城市、建制镇、乡村三大居住空间”这个概念来认识我国的人口结构。我当年的研究成果，归集在《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选择》论文（《科学·经济·社会》 1991年04期 ）和沈进先生主编的《现代城市管理与调控》一书之中。

按我的“城市、建制镇、乡村三大居住空间”的分析，在这个城市化的体系中，不包括“建制镇”。那“建制镇”姓什么，我的观点是姓“乡”，姓“农”，而不姓“城”。我在《现代城市管理与调控》中说：“镇，是城市之尾，是乡村之头。小城镇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对城市体系有多大作用，而在于它是传导城市化功能、扩散城市化辐射力于农村的一个媒介体，它对于农村的现代化的作用远大于对城市现代化的作用。”这就是我用城市、建制镇、乡村“三大居住空间”这个概念来认识人口结构的原由。

在这里，我还联想到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关于城市化发展战略选择的讨论中的一桩“公案”：“小城镇重点论”、“中小城市重点论”“大城市重点论”的争论。“小城镇中心论”倡导者强调，中国的城市化，应当确立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大城市中心论”倡导者们却认为，应当确立以“大城市中心”的发展战略。我是偏向于“大城市中心论”，而不赞同“小城镇中心论”。

我在讨论中是这样来表达的：“我们不打算否认小城镇发展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非常同意‘小城镇重点论’中关于小城镇对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重要作用。但不能接受把以发展城镇为重点的城市化道路作为我国的战略选择。道理很简单，小城镇毕竟是小城镇，它不能等同于城市，城市化也不等同于城镇化。正如持‘小城镇重点论’者所说，‘小城镇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的一种社区’，而要用一种结构之‘尾’，来作为该结构的重点是很难说得通的。小城镇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对城市现代化的作用，而在于它是传导城市化功能、扩散城市化辐  力于农村的一个媒介体，它对于农村现代化的作用远大于对城市化的作用。我们认为，小城镇任何时候者不是城市化的主体，对小城镇只能从城乡两大社会经济体系的关系支认识其地位与作用，而不应当将其视为城市化的主角。只要我们从理论上将城市与小城镇有所区别，结论就是很自然的了。小城镇问题并不是城市化的主体内容，而只是在研究城市化发展战略时必须联系考虑的一个问题，如同必须考虑农村和联系农业局来研究城市化一样。如果这个认识能予接受，小城镇是发展城市化的重点这一提法就毫无意义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有理由地表示出一种自豪，因为，这三十年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我当年在研究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时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大约是15亿，在城市体系中生活的人口约占40%，在建制镇体系中生活的人口约占20%，在乡村生活的人口约占40%；到2020年，中国将由1500座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构成一个城市体系；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有100座。

现如今，也就是在2020年前后，中国的4个一线城市，27个省会城市（包括2 个直辖市），300多个地级市和1200多个县级市和县城的城市化程度都相当地发达、繁华了。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经超过100座。在这个体系中，常住和稳定就业的人口已超过6亿以上（这里的城市人口，是指在建成区内居住的人口，而不是行政区划内的人口，如2020南京市行政区划内人口是960万，而南京市的建成区内的人口只有500多万，因为高淳、溧水的行政区划内的人口、六合、浦口、江宁区划内的相当一部分人口，是不应当计入南京市区人口规模内的）。100万亿的GDP基本上是这个城市体系创造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也基本上反映在这1500多座城市上。所以我说，中国完成了城市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加上有了2000（1994）-2020年的20多年的信息化的发展，中国到了战略转型的时期，自然而然地要向新型的“自然经济”回归，战略转型的重心要落脚到在“‘广义的乡村’生活的人”的身上。

而在今天我们讨论“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回归‘自然经济’”的思路时,将继续沿用城市化不包括“建制镇”，沿用“城市、建制镇、乡村三大居住空间”的观念，那么，确立“广义的乡村”，包括自然村落和农村集镇，也包括人口规模在数万人（10万以下）的建制镇的基本点，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城市、建制镇、乡村三大居住空间人口结构的合理化

按“回归‘自然经济’”的思路，按“重心要转移到在‘广义的乡村’中生活的人”的要求。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问题。中国的十几亿人，是自然要在城市、建制镇、乡村这三大空间居住、生活，在这其中，有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处理好。

三大居住空间人口总量的分布，要形成大体上合理的比例结构。我曾经提出，到2020年，大约是4：2：4的结构，那到2056年前后，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即便到那时人口总量只有12亿人，即便到那时城市化体系中已能完全容纳所有这些人口居住，也还是自然地要在三大居住空间中形成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不是城市化中人口越多越好，而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我的观点是近似5.5：2.0：2.5的结构或近似6：2：2的结构。从总量上看，按12亿人，也还是要有约5亿人生活居住在建制镇、乡村这两个空间内，即“广义的乡村”之中。

在这中间，还不仅仅只有一个总量结构的问题，至少还包含以下几个结构性问题：

a) 各个居住空间中的年龄结构。

总不能让生活居住在“广义的乡村”这两个空间的人中间，要么是老人，要么是小人，而中年人、青年人不多；在5 亿人中，中、青年（18-58）人要占有相当的比例，不少于35%是底线。若在乡村，满眼的是老人、小人，而只是在春节、中秋、清明那么几天、十几天的时间中才有中、青年的身影，那样的乡村是没有生气的。“广义的乡村”中的居住人口保持一个自然的相对比较合理的结构,是回归新型的“自然经济”的不能忽略的根本性的要素。

b) 各个居住空间中的劳动力资源（包括人才资源）结构。

总不能让生活居住在“广义的乡村”这两个空间的人中间，劳动力人口过少，而且智力型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更少。在5 亿人中，劳动力人口要有相应的保有量，而且智力型、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也要保有相应的数量。回归新型的“自然经济”，将是一个建设与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事要有人来做，在数字化、智能化的以农业、农村为主体的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还需要有相应的智力型、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与之相匹配，这支智力型、高素质的人才资源的总量一定很庞大。没有这样一支庞大的智力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回归新型的“自然经济”、高质量的服务于在“广义的乡村”生活的人的美好愿景就一定是落空的。

c) 各个居住空间中的家庭安家落户状态。

总不能让生活居住在“广义的乡村”空间中的落户家庭数与实际居住生活的人口数量极其不匹配。回归新型的“自然经济”，有一个使命，是要让“广义的乡村”的家庭这个最重要的社会细胞，在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在信息化的“网文化”、“水文化”的新思维、新理念的引导下，重新焕发出其释放人的本质的能量的最基本的载体。然而，这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在“广义的乡村”空间中生活的家庭，绝大多数是一个个完整的家庭，而不是“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式的家庭。在5 亿人中，形成合理的人口结构，也自然地要形成以一个个以完整的家庭为单元的村落、集镇、建制镇的社会结构。

d) 各个居住空间中的人的再生产的环境状态。

总不能让生活居住在“广义的乡村”空间的人中间，老人得不到应用的保障，小人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大部人享受不到应有的医疗卫生服务，人的再生产所必要的环境严重缺乏。在城市化的建设中，为何要规划教育、医疗、体育、生活保障等等的所谓的配套，我们当年对这一切，统称之为“现代化城市功能”。这实质上是在构建一个人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环境。只是我们过去不曾从这个高度在认识。而在回归新型的“自然经济”的过程中，要在“广义的乡村”中规划构建相应的不落后城市的教育、医疗、体育、生活保障等等的配套功能，也就是要为在“广义的乡村”生活的5亿人构建一个人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与时俱进的环境。

e) 各个居住空间中的人的生活质量状态。

总不能让生活居住在“广义的乡村”空间的人中间享受不到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的交流与交往，任其广大的乡村成其为“文化的沙漠”。“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回归‘自然经济’”的又一个使命，就是要提升在“广义的乡村”生活的5亿人的生活质量，要让在“广义的乡村”生活的5亿人，都能够享受到工业化、信息化所产生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接受并享用工业化文明、信息化文明的成果，用最新型的方式展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交往，享受并参与到信息化文化的消费与创造，充分地享有与表达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让在“广义的乡村”中生活的5亿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与时俱进的提高。

实现这一系列的结构的合理化，就是“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回归‘自然经济’”的发展战略中的题中之义。

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对“农民工”的轻视、中国式的春运等等，反映的也是这里所讨论的深层次问题。2015 年冬天，我在和时任吉林省农安县县委书记周贺先生交流时，周贺书记说，在人才培养这个问题上，应当建立一个城市补偿乡村的机制。他说，我算过一笔帐，培养一名高中毕业生，从小学到高中，县财政共投入了约5万元（不包括家庭的投入）。他说，农安县一年考上大学的有2000人以上，而每年回到县里的大学毕业生不到10%，90%的人进了大城市了。他说，以十年计，县财政共投入了大约10个亿，是为城市输送人才而投入的，这笔钱，按理，城市应当补偿给农安县。可他说，我该向谁要这笔钱？没法要！我们俩哈哈一笑！周贺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30多年来，仅高考一项，农安县的年轻人净流出去了共约6、7万人，占农安人口的6-8%。这个对话、这个事实涵盖和揭露了好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我在上面议到的一系列人口结构问题。

这几十年，城市与工业化体系，打造出四条管道从农村与农民身上吸走精华性的资源：

第一条管道，就是通过高考而吸走青年人才。如周贺书记所说的情况很是普遍，一个县一年送出一大批青年才俊去读大学，去多回少；

第二条管道，就是“农民工”，每年吸走2亿多的青壮年人在城市和工业体系中打工。这一大群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居住在城市中，而他们中大部分的家庭还在乡村，加上他们的收入并不高，那通过他们而给家乡的回报也并不多，他们的贡献大部分留在了城市，只是人没留得住；

第三条管道，就是如同周贺书记讲的农民家庭和县及以下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总量有多大，不知道，而且几乎没有回报。县及以下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说到底，也还是这个区域的劳动人群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只不过是通过上缴税費而由政府出面完成了输出过程；

第四条管道，这些高考及其他方式出去的青年人，有一部分人(绝大部分的高校毕业生和少部分的农民工)留在城市体系中就业居住生活了，但在他们最初的一些年份中，如住房、结婚、生子所需要的开支，他们本身还不能够完全的承担，还要他们的父母家庭给予支持。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个大学毕业生如在城市中安个家、结上婚，他们的父母家庭至少要支持他20万。象农安这样，一年出去2000人，若有1600人如此的话，一年农安又向城市体系输出3个亿以上。

如果再加上现代式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因素，这一系列的原因，使得大面积的农村境况很是不堪；二元结构的恶化、城乡之间的鸿沟在加重加深。尽管这肯定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现实是，这种状况客观存在甚至日趋严重，。当然也有一些地区不存在如江苏的苏南地区，只是版图面积不大。

最突出最深层的问题是“广义的乡村”中的人口结构极不合理。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哪里最需要人才？要我说，是县、乡（镇）、村最需要人才。要有效地吸引中(高)端人才到这些区域去创业、就业，要改变“广义的乡村”中的人口结构。“回归‘自然经济’”，就包含着要让“‘广义的乡村’生活的人”的人口结构趋于合理化！  

3、“‘广义的乡村’生活的人”，还包括城市化中来释放“自由时间”的人。

按我的预测，到2056年，在“广义的乡村”居住、生活的人口总量大约有5亿。然而，这并不是在“‘广义的乡村’生活的人”的全部。

我的再一个立足点是：在“‘广义的乡村’生活的人”，既包括长期固定生活、居住在建制镇、乡村的人，也包括城市化中到“广义的乡村”释放“自由时间创造力”的人。

我曾经说过，在城市化居住、生活的人，要有约30%的时间将以“自由时间创造力”的种种方式，在“广义的乡村”得到释放。这也就是说，假如说，到2056年时，中国有7-8亿人是居住生活在1500多座城市中，但他们每年又有大约3个月的时间动态性的生活在“广义的乡村”。他们或是去那里工作、学习、创作，或是到那里休闲、旅游。这也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必然趋势。如些说来，动态地看，在“广义的乡村”生活的人不是5亿人，而有可能是7亿、8亿人。也就是说在那时的总人口中，约有50%以上的人事实上是生活在“广义的乡村”的。

当我们说，重心要转移到在“‘广义的乡村’中生活的人”，就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人，一方面要让长期居住在建制镇、乡村这两个空间的数亿人口获得与城市大体相同的生活质量与人的扩大再生产的环境，同时，另一方面，也要让来“广义的乡村”旅游、休闲、劳作、创作、创造等等方式释放“自由时间创造力”的“城市人”，获得与在城市中大体相同的生活质量与人的扩大再生产的环境。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是重心转移的落脚点放在哪里？必须鲜明地提出，落脚点要放在 “在‘广义的乡村’生活的人”这一 点上。而这时的关健是要引导相应数量的中高端人才到“广义的乡村”生活、工作、就业、创业。

我在这里说一件事，以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我在2011-2012年间曾写出的一件东西。起因是遇到一位据说在决策高层身边工作的人，交流中谈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说高层决策者们很伤脑筋。我说，这不难，我出个主意一年解决80万大学生就业，以后每年解决30万大学生就业。那位先生问：什么办法？我说在全国40000个乡镇普遍地建立信息服务站，面向当地的农村、农民、农业展开信息化服务与信息化培训，并以此为基层的终端用户，形成全国联网的互联网（电子商务）服务运作体系。我估算，这件事可容纳80万名大学生就业，而初期的投资只要400-500亿资金就可以办成。那位先生说：很有创意，你能否形成一个文字材料，我提交给有关方面参阅。我说，这不难。事后我就写出了一篇题为《在全国乡镇设立“三农”信息资源开发服务中心，以解决百万大学生就业问题，形成服务“三农”的互联网经济增长极的建议方案》。（我将这篇文字作为本文的附录）

这件东西的结局（石沉大海）是不言自明的了。现在看来，这个主意，倒是符合我这里提出的“重心放在‘广义的乡村’生活的人”的思路。若能实行，其意义就不只是局限在形成了一个面向“三农”的互联网（电子商务）服务运作体系、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个层面了，这实际上也是一项人的扩大再生产的系统工程，可以持续地引入大批的中高端人才到“广义的乡村”来。

按“重心转移的落脚点要放在‘广义的乡村’生活的人”这个根本要求，人的思路就可以打开，所能选择的举措也就会有很多很多。

附录:

在全国乡镇建立“三农”信息资源开发服务中心 解决百万大学生就业

打造服务“三农”的互联网经济增长极的建议方案

背景：

1.我国乡镇行政建制共有4万多个；

2.绝大多数乡镇面向三农的信息化服务工作极为薄弱；

3.每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愿意到乡镇基层就业、工作的很少；

4.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700万，如果包括中专院校的毕业生，总量要超1000万，就业形势严峻。而且，这个状况还将持续在若干年。

面对这个状况，我们建议：在全国乡镇普遍设立“三农”信息资源开发服务中心，既可有效推进“三农”现代化，又可解决就业压力。

假定：在80%的乡镇中（约3.5万个），设立“三农”信息资源开发服务中心，每个“中心”提供就业岗位15-20人，可解决约60万大学生就业，与此配套的运营、管理、服务体系所形成的就业岗位按1：0.3计算，可解决约20万大学生就业。

再假定：以后每年，这个体系中人员流动30-40%，那每年需补充安排约30万大学生就业。

这个建议方案的目的有三：

1. 初期安排约80万大学生就业，以后每年约可持续安排30万大学生就业，以此缓解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压力；

2. 以乡镇为中心，形成面向三农的信息化服务体系，用信息化带动大农业、新农村建设；

3. 以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为大平台，以上述面向三农的信息化服务体系为支撑，在互联网上打造出数百个专业化的互联网服务项目公司，构筑一个互联网经济大平台。

具体的实施方式：

一 . 初期的运作方式和投入资金：

1.在3.5万多个乡镇分别设置一个“三农”信息资源开发服务中心，配备20台电脑（必须是国产品牌），办公地点及人员宿舍由乡镇政府提供，电脑及网络化办公设施等的投入，由国家控股公司统一支付，

总投入：20万元*3.5万个乡镇=70亿元；

2. 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招聘60万名大学生，按一个乡镇配置15-20名大学生，大学生的工资、社会保险等由国家控股公司统一支付，

总投入：5万元*20人*3.5万个乡镇=350亿元；

3. 在2000个县（市）设县（市）级管理公司，在30个省区设省级管理公司，初期按一个管理公司配置30-40人，投入300万元计算：

总投入：300万元*2000个管理中心=60亿元；

三项合计总投入480亿元。

这笔资金投入的直接作用是：

1.解决70-80多万大学生的就业；

2.促进国产品牌IT产业的发展（近百万台电脑及配套设施、上百亿资金构成的一个巨大消费需求）；

3.构建出一个遍布全国城乡的面向三农的信息化服务体系。

如是这样，我觉得，这480亿元花得值。

为运作这个规划，

1. 初期的480亿元由国家财政出资；

2. 设立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化的投资管理公司，注册资金由国家财政出资，随即在30个省区、2000个县（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实行垂直管理。

3. 国家层面作出相应决定，要求县（市）、乡镇政府给予配合支持。

二 . 面向三农的信息化服务体系的运作

1.乡镇 “三农”信息资源开发服务中心的主要任务

60万名大学生，到了乡镇 ，组建“三农”信息资源开发服务中心，他们的主要任务、工作内容有三个：

1）本乡镇“三农”信息资源的调研采集、开发整合，上网发布、动态维护；

2）为本乡镇的三农经济组织、农户、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提供多方面的信息服务；

3）根据省市级管理公司所开发的专业门类、项目平台的需要，联系发展终端的农户会员，并为其提供电子商务方式的服务。

一条基本原则是：通过电子商务方式的服务，让“三农”获益，在“三农”获得收益的基础上收取一定的交易服务费，此外，一般不允许收费。

2. 省市级管理公司的主要任务。

1）专业门类、项目内容的策划、开发、运作，为乡镇 “三农”信息资源开发服务中心提供项目业务、服务内容；

2）互联网垂直平台的开发，为大量的终端的农户会员提供电子商务的有效服务；

3）资本运作，资金融集。

同样，基本规则是：通过电子商务方式的服务，让“三农”获益，在“三农”获得收益的基础上收取一定的交易服务费，此外，一般不允许收费。

三 .面向三农的信息化服务体系的造血和资本扩张的运作方式

第一步的运作方式和融入资金：

1.在2000多个管理公司中策划、选择出200-300个项目，发展成200-300个项目公司（国有资本控股），每一个公司运作一个（三农的或涉农的或深加工的）专业门类、如林产品交易平台、菌菇类交易平台（如上海大宗农产品交易市场CCBOT）等等等等。这类公司，就以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为特色，以网络经济为主体，以电子商务模式为商业运作方式。这200—300个项目公司以吸纳社会资金以支持各项目运作的资金需求。

2.这200—300个项目公司都要以由60多万名大学生为主体的信息化服务体系作为终端支撑，形成业务链。这样，每个项目都将获得数量庞大的终端服务体系和终端用户，同时，在这个信息化服务体系中的60多万名大学生也都有了众多的为“三农”服务的业务内容和拓展空间；

3.这200—300个项目公司后续可引入社会资金入股，按一个公司融入2个亿计，预期融入社会资本500亿-600个亿；

4.融入的社会资金和专业项目运作收益，形成这个体系的后续的造血、发展机制，不再需要财政投入了；

5.用五到十年的时间，分批将这200—300个项目公司，打造成上市公司，到国际资本市场上陆续上市，争取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融入1000-1500亿美元。

第三步的运作方式和融入资金：

1.按区划在2000个省、县（市）级管理公司中策划、选择出300-500个点，成立300-500个信息化开发投资管理公司，并将区划内这个体系中的资产（资本）统一整合，管理（国有资本控股）；

2.允许3.5万个乡镇的信息服务中心，在每个建制镇(乡)所在地有偿征地二十亩-三十亩做信息服务中心用地，以形成这个信息化服务体系的线下服务功能（如物流、培训等）的支撑；

3.在这个过程中引入大量社会资金入股，将每个区划的管理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资本控股），按一个公司融入5个亿人民币计，预期融入社会资本1500亿-2000个亿；

4.用五到十年的时间，分批将这300-500个公司，打造成上市公司，到国际资本市场上陆续上市，争取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融入3000亿以上的美元。

四、实施这个方案的深远意义

1.让按上述方式组建的由80多万名大学生为主体的信息化服务体系，获得良好的经济运营方式，获得可持续发展、可持续运作的良好的环境。从而让近百万的大学生就业生活在数万个乡镇中，这无疑是数万个乡镇社会生活中最具活力的一支团队，将对乡镇及农村产生众多潜移默化的促进。

2.国家的480亿的前期投入，可撬动数量可观的社会（民间）资本进入“三农”领域，在十年内获得丰厚的回报，预期至少是十倍、甚至是二十倍以上的回报。而且，这个回报主要是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在这个过程中势必将为我国“三农经济”引进大量的项目、资金、技术、信息、人才。

3.我国三农经济、新农村建设、全国经济的发展获得了一个新的潜力巨大的增长极。如果运作成功，其前景和对三农经济、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以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发展的推动，怎么估价都不为过。同时这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优化、中间环节的减少，甚至对保障我国的食品安全都将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这一举措有可能促进现阶段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

4.新兴的互联网文化和互联网技术在广大农村得到广泛地传播、推广、运用和创新。通过“三农”信息资源开发服务中心20名大学生的工作，将带动本乡镇中数百上千的农户或农民成为互联网的用户，成为信息消费的主体。如此，预期将在广大农村带动数百亿上千亿的IT产业的消费需求。

5.从国家信息安全、掌控信息资源和基础资源的角度上审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国家有必要建立宏观控制的机制，而本方案所提出的方式是很合适的。

2011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