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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过，二十一世纪前的近三百多年来，也就是从十七世纪的中末期到二十世纪末的三百多年，都在展开、推动、建设、发展工业化文明，实现工业化，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一致的目标，只是各个国度工业化的路径、方式各有不同。

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应当说是从1860年时开始的，到2000年，再到2020年，整整走了一百四十年，以至一百六十年。这个过程走得甚为曲折，在各个时期行进中的具体的选择，更是展现出路径、方式的不同。各类的代表人物所作出的选择，也在不同路径、方式的选择中产生出相应的作用。

有一个成语叫“一波三折”，而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坎坎坷坷、曲曲折折，波浪式前行，从大的起伏来看，可算得上是“一波五折”。

这“一波五折”，恰好对应于中国近现代史上五个历史时期，甚至恰好对应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突出的五个代表性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这五个人物及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团队）对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很耐人寻味。他们分别是：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可以说，他们五位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也就写就出一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史。

第一个是曾国藩

“洋务运动”，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高潮

灭了太平军后，左宗堂等人曾劝说曾国藩反清取而代之，曾国藩没有听从，曾国藩选择的是忠于大清皇帝。1926年，一个叫黑尔的美国人写了一部名为《曾国藩》的书，称曾国藩是“远东的华盛顿”。

曾国藩不曾去做皇帝，却留下了一个“曾文正公”，培养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末民初中国能够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与曾国藩大有联系；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以及在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中国最早的工业化的努力，也正是曾国藩主持并推动而形成的。

中国了“洋务运动”在1860年开始兴起。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试造轮船。终于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洋务运动最早也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以加强清朝的军事实力。洋务派利用海关关税、军饷和厘金等财源，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兵工厂、船政局、机器局等企业，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生产各种枪炮、弹药、舰船、制服等军用物资。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江南制造总局，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综合性的军工企业，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化的工业学校。

同治六年（1867年）3月，曾国藩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5月，曾国藩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1868年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国藩登船试航，取名“恬吉”。

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开始，到1890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为止，先后共创办了24个近代兵工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将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立的福州船政局；1867年由崇厚在天津创立的天津机器局；1888年由张之洞在湖北汉阳创立的湖北枪炮厂。除此之外，还有左宗棠创办的西安机器制造局、兰州机器制造局；丁宝桢在济南建立的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另外，云南、吉林、山西、湖南、广东、台湾等省也都建立了制造军火的机器局。

洋务运动除了重视军事工业，也注意到了民用工业的发展。洋务派以“求富”为旗号，兴办了轮船、铁路、电报、邮政、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这些工业不仅为清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轮船招商局，它是中国第一家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经营轮船运输、造船修船、保险、码头等业务，拥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成为中国近代海运业的领导者。

从19 世纪70 年代至90 年代，在继续经营军事工业的同时，大力兴办民用企业。这类民用企业约有 20 多个，其中主要的有：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78年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矿务局；1880 年左宗棠在兰州开设的兰州机器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1879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电报总局；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张之洞在 1888 年以后相继创办的湖北纺织四局；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兴建的汉阳铁厂； 1889 年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恭合开的黑龙江漠河金矿等。中国近代纺织业、自来水厂、发电厂、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这些民用企业，主要采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三种形式，其中官督商办为主要经营方式。

洋务运动还在交通和通讯方面进行了一些建设。1869年，在上海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连接了上海和松江，这是中国近代电报业的开端。后来又陆续在全国各地架设了电报线，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电报网。1876年，在上海开通了中国第一条铁路，连接了上海和吴淞，这是中国近代铁路业的开端。后来又陆续在全国各地修建了铁路。

洋务运动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 50 年间，中国总共创办了 300 多家近代企业，资本额达 1.2亿元；这些企业的创办，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拉开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序幕，引进了一些先进的西方文化，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新式知识分子。

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这个时期工业的兴办与发展，应当算是中国工业化最早的开始，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一个高潮。

第二个是袁世凯

北洋政府时期，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外国资本同台竞争，中国工业化的第二个高潮

1912-1913年，袁世凯当了民国的大总统，肯定有各种思想流派的人向他进言，结果他听了杨度和袁克定等人的话，1915年12 月，恢复帝制，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其实，他是有条件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而袁世凯当政及整个北洋时期，正是清末民初中国再一次“百家争鸣”时期最活跃的阶段。从魏源、林则徐开始，历经公车上书、办清华学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所不同的是，这个时期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学说，包括马列主义。这个“百家争鸣”的时期，为中国的现代社会，造就出了六大类社会精英、杰出人才：一类是思想家；一类是革命家（政治家）；一类是军事家；一类是文艺家；一类是科学家、技术专家；还有一类是搞实业的工业家、企业家、实业家。每一类都有一大群人。

北洋时期官僚资本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首先是北洋军阀官僚接办了清政府官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继续发展。如著名的江南制造局等军工企业,都转到了北洋政府之手。袁世凯还于1915年在河南筹办了规模较大的巩县兵工厂,在湖南新设了湖南兵工厂等。其次是北洋军阀官僚以私人资本形式投资创办了许多企业。如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曹锟等人投资创办了直隶龙烟铁矿公司(1919年3月),曹锟、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在直隶磁县创办了怡立矿务公司(1920年3月),王士珍、朱启钤、许世英、王克敏等人创办了北京电车公司(1921年6月)等。中国自办银行产生于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共有10家,1912-1917年设立21家,1918-1923年设立93家。从1912年到1927年,修建了3422公里铁路。

清末时中国对外开放了若干口岸，从上海、广州、宁波、天津、青岛、旅顺等地，涌进了大量的外国资本，洋务运动期间，外国资本已经进入中国。到北洋时期，企业投资属于直接投资，以美国雷麦教授的研究估计，1902—1930年，外国在华企业投资增加约20亿美元。外国资本主要来自英国、德国、俄国、法国、日本、美国。外国资本几乎在所有的工业领域，同国内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展开了竞争。

外国资本扩张的重要方面是工矿企业投资。1900年以前外国资本对中国的铁路投资主要采取直接经营的方式，其中1897一1898年所攫取的路权不下一万四千公里。此后主要是通过借款的形式来控制中国的铁路。1902年以前外国资本借给中国的铁路借款不过合四千八百多万美元，1903年到1914年间就达二亿零五百万美元。在矿山方面，到1913年，外国资本在中国所设立的采矿企业32家。投资铁路不仅包括修路权，而且还包括对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甚至还囊括了对铁路沿线矿产的开采权。不仅如此，各国在修路过程中还千方百计扩大权益。如俄国在修筑东北铁路时，以枕木需要木料为由，取得了24．5万平方公里内森林的采伐权，平均每年采伐木材约值1亿银元。

    外国资本在其他工业企业的投资，包括造船、纺织、面粉、烟草等行业。如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了中国卷烟的生产和销售。外国银行从19世纪40年代进入中国，至甲午战争前，各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已达40个左右。甲午战争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14年，新设外国银行13家共85个分支机构。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列强在中国的投资，其资金并不主要来自自己国内。据美国经济学家雷麦的估计，1902—1930年，外国在华企业投资增加了197100万美元，同时期，由国外汇入中国的企业资本只有94 200万美元，即只占新投资的47．8％。也就是说，资金主要来自中国，在中国赚了钱，转手又投在中国再赚钱。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主要是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此外，火柴、毛纺织、榨油、造纸、玻璃等轻工业，都有一定的发展。重工业在这个期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雇佣30人以上的工厂数为例，1913年共有279家，到1925年增加到1457家，到1929年增加到2532家。因而，被近世商人称之为“黄金时代” 。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工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上，特别是纺织业和面粉业上。以纺织业为例，从1914年到1922年，新设纱厂49家，布厂5家，纱锭由1914年的54万枚增加150万枚，布机由2300台增加到6767台。面粉业方面，1914年到1921年，新设面粉厂127家。缫丝厂则由1911年的260家增加到1917年的460家。除了轻工业以外，重工业也有一定发展，但数量不大，规模较小。新开办的民营煤矿有13个，铁厂有2家。上海一地的民族资本机器工厂，由1914年的91家增加到1924年的284家。从洋务运动到1911年，中国资本总额为1.3亿元，而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到1918年，新增资本就达到了1.3至1.4亿元。1912—1928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1920年实存银行103家，实收资本总额8808万元，1925年实存158家，实收资本总额达到16914万元。从1913年到1920年间，民营工业资本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1.90%，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官僚工业资本（3.44%）和外国工业资本（4.82%）的增长速度。一直到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势头持续不衰。

北洋时期，涌出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群体，先是以洋务运动为先声，催生了一大批的企业家如经元善、陈启源、郑观应、张謇等人。然后是中华民国建立，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企业及成功的企业家，如“面粉和纺织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中国“重化工之父”范旭东、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和“火柴、煤业和企业大王”刘鸿生等。

民国企业家也分多种类型。一是绅商，以张謇为代表，“状元办厂”的苏州人陆润庠，以及北方的周学熙，南方的孙家鼐、孙多森父子和严信厚、严子均父子等人。二是行商，以荣氏家族为代表，叶澄衷、鲍咸昌、宋炜臣、曾铸等都属于这个类型，“五金王”叶澄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夏粹芳。三是买办，早期的朱葆三、虞洽卿和后来的刘鸿生可以代表，他们虽然都是买办出身，但在掘得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以后，他们投资办企业，已完成买办身份的转换。这一类型早期的代表还包括朱志尧、王一亭及徐润、徐叔平父子等人。四是侨商，回家乡创业的海外华侨，包括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以及先施公司的马应彪等人。五是知识型，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以及陈光甫、周作民这样的金融家。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外国资本同台竞争，事实上推动中国的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又一个高潮。

第三个是蒋介石

蒋介石在大陆执政的二十多年中，工业化的进展（在关内）是比较缓慢的，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但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

1927-1936年这个期间，一系列的工业门类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以棉纺工业为例。棉纺织业始终执工业界之牛耳。1927年全国纱锭数是367.5万枚，至1936年增加到510.3万枚，其中外国资本(绝大多数是日本的，一小部分是英国的)在华工厂所拥有纱锭数，由157.5万枚增加到235.6万枚，增加几乎达50%，在全国纱锭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由42.9%提高到46.2%。

其他如：机器面粉工业、卷烟工业、机器缫丝工业、火柴工业、水泥工业、重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矿冶业、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等等，也都均有发展。

也曾有人将这十年的工业发展，称之为“民国黄金十年”，虽有溢美，但也反映在那个十年中中国的工业确实有一定的发展。

1937-1945，中国大地上，除了东三省和西南地区的工业末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还有所发展之外，其他地区的工业，总体上讲是几无建树。而日本人占领下的东北虽办出了一定规模的工业，但在1946年却又给苏联人全部打烂，几乎所有的机械装备拆卸运到苏联去了。

1945-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在国际国内的威望很高，美国人希望中国走民主建国之路，共产党也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全国人普遍希望不打内战，和平建国。不无理由的说，蒋介石在当时更是有条件领导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可惜的是，蒋介石选择了另一条路，一党专政，一人独裁，发动内战。

应当说，1937-1949的十几年中，中国的工业化遇到了最大的一次挫折。而蒋介石在大陆执政的二十多年中，总体上讲工业化的进展是比较缓慢的，关内的工业形不成体系，在1949年时，工业化的程度还停留在1936的水平上，如1949年时钢产量不到100万吨。

但蒋介石还是重用了一批搞实业的人，如翁文灏，曾担任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孙越崎两位知名的企业家、实业家先后继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他叫卢作孚，是个工业实业家、航运船王，抗战时他的船队将大批的工业机械装备抢运到大后方，保护了中国为数不多的工业实力。当年爱国的工业家实业家企业家们，在1936-1949年期间，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还是在工业化的建设方面做出了一些成就：全国共兴办煤矿、电业、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电工、机械、水泥、化工等各行业企业将近千个，这些企业为支援抗日战争，也为振兴国家民族工业，发展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著名的企业，例如有山西大同煤矿、抚顺矿务局、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唐山钢厂、阜新矿务局、大冶铁矿、萍乡矿务局、丰满电站、玉门油矿、江西钨业、个旧锡业、上海机器厂、天津自行车厂、沈阳机车车辆公司、上海造船公司、本溪水泥厂、鞍山水泥厂、天津化学公司、广东糖业公司等，南京有五家骨干企业也在其中，即南京无线电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电照厂、高压电瓷厂和马鞍山机器厂（马鞍山当时属于南京）。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说一说四川这个地区在1949年之前的工业的发展。应当说，在那个年代中，四川地区的工业的发展还是很有特色的，也显出在中国工业化发展中的独有的意义。

在抗战前，四川工业的规模并不很大，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涉及，以轻工业为主。轻工业主要以白酒、盐、酱油、纺织等产品为主，见证了蜀中先民从农业向手工业再到大工业发展的进程。

宜宾五粮液酿酒窖池群及附属建筑四川最早的工业遗产之一。这里的老作坊、老窖池从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使用至今，年份最久的已逾650年。以宜宾五粮液为代表，见证了四川酿酒工业发展历史。

自贡盐业历史悠久，从东汉时期开始产盐。到清朝道光年间，浅层黄卤被开发殆尽，几个农民向深层发起挑战，运用杠杆原理，一脚一脚蹬踩冲击打井的木碓架，钻具依靠重力冲击井底岩石，在13年间凿出了人类第一口千米深井——燊海井，不仅找到了品质更好的盐卤，还意外采出了天然气。

1912年张澜先生在高坪区创办的六合丝厂。早在1928年，丝厂就购置了蒸汽锅炉和发电机，首次用蒸汽煮茧缫丝和点灯照明，在当时的纺织工厂中独领风骚，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缫丝企业。六合丝厂先后经历11次更名，历经百年，发展成为集丝绸生产、工业旅游、文化创意、品牌营运为一体的大型丝绸企业，至今仍在持续生产。是中国丝绸工业的“活化石”。

四川赤水河下游的泸州市合江县先市镇的酱油是中国传统的调味料之一，先市酱油酿造作坊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温和、日照充足等自然条件，于清朝光绪末年建造了酱油发酵场。在老作坊旁边赤水河畔约45°的山坡上，排列着600多口百年以上的晒露缸，非常壮观。先市酱油传承古法酿造至今被誉为中国酱油传统酿造的“活化石”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四川作为抗战最重要的根据地并迁都重庆，东部工业大量内迁四川，推进了四川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四川工业经济的振兴和繁荣。

1937年8-12月，上海和沿江123家工厂、1.2万余吨机器材料迁移武汉。武汉沦陷后，内迁厂矿重点转移到宜昌与重庆之间。武汉失守宜昌告急，集中宜昌的军队、内迁工人、技术人员等数十万人亟待抢运入川。川江航运抢运了兵工器材162800吨、技工12080人、技工家属10万之众。

据国民政府统计局统计，到1940年底内迁工厂达448家，落户四川254家，占内迁厂总数的54.7％。后来，迁往湖南、广西的民营厂家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湘桂大溃退，绝大部分又迁入四川。迁川企业，90％分布于重庆。重庆聚集了大后方军工、冶金、机械、化工、纺织等行业的主要厂矿，四川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建立，成为战时军需民用物资生产基地。

为扭转钢材、生铁及其它金属材料严重奇缺的局面，国民政府督促建设了大渡口、渝鑫两座钢铁厂以及兵工署第24厂、电化冶炼厂等。在这些企业帮助下兴办资渝、中兴钢铁厂和中国制钢公司等，重庆冶金工业基地形成。抗战时期重庆的钢铁冶炼厂发展到23家（其中钢厂7家），最高年产量（1943年）4万余吨，占大后方钢产量的80％。四川有铁厂94家，占大后方铁厂数的82％；重庆的铁产量占大后方铁产量的50％以上，其资本占四川的70％左右。

为解决战时汽油、柴油、煤油的急需，以桐油、菜油等植物油提炼液体燃料成为重要新兴产业。据统计，1944年1月大后方有炼油厂80余家，月产酒精25万加仑。肥皂、蜡烛等日用化工品基本能自给，油墨、油漆、造纸、橡胶等工业初具规模。化学纤维、电器用瓷、耐火材料等企业开始设厂制造，产品进入市场。

1938年资源委员会在四川内江、资中创办酒精厂，次年先后在四川简阳、泸县、纳溪、宣汉等地开设酒精厂。至1942年川域酒精厂达115家，泸县罗汉场兵工厂、金川和沱江实业酒精厂以本地和周边县市白酒为原料，提炼的酒精纯度99％以上，成为四川本地最大的地方酒精生产基地。

抗战开始后四川以内迁纺织厂为骨干，迅速建立起12家机器纺织厂、5家毛纺织厂。内迁纺织厂在渝复工，填补了后方机器纺纱的空白。裕华、豫丰、申新、沙市、泰安等几大民营纱厂集中重庆生产，重庆成为战时重要的纱产区，拥有后方纺纱业一半的纱锭。

从投资情况看，抗战中期食品、纺织、建筑建材业呈飞速增长趋势，机械、电器业增长率很高，化工和其它业下降。抗战后期纺织业保持增长趋势，化工、食品业有较大增长，电器、建筑和其它业有相当增长，机械、印刷、矿冶业呈现停滞下降趋势。四川在战时重工业企业数和资本额超过轻工业，重工业中的中小企业比重下降，投资较多的大企业占据主要地位。由此可见，作为近代工业基础的重工业在四川工业中取得稳固地位。四川工业在抗战时期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潮，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工业基础。

（未完待续）